• 谁支撑着“中国制造”

    时间:2003-07-20 来源: 作者:许亚青 我要评论() 字号:T | T

  • 珠三角是“中国制造”的火车头。

    “中国制造”是“中国奇迹”的支撑点。

    珠三角的制造业上世纪80年代从“三来一补”起步, 90年代开始了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工业转化,到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基地之一。90年代末期,随着其它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珠三角又开始了从加工制造基地向研发、制造、服务“三位一体”基地的转变。生产服务体系走向完整,加工制造环节广泛应用先进技术,完全有可能打造出一批有品牌、有规模、有实力的大企业,从而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落。显然,这样的扩张和升级依仗的不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对掌握更高劳动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

    因此,“中国制造”也制造了民办教育产业的蓬勃。这些民办职业技术学校虽然在最初的很长时间里可能被看作是教育领域的“私生子”,但他们出于生存的本能而紧紧咬住市场,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蕴涵着强烈的发展冲动。从90年代初开始,他们把视线盯准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为其培养各种层次的人才。他们对这个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嗅觉异常敏锐。“中国制造”不仅拉动了一个巨大的民办教育产业,而且从这个紧跟“中国制造”的环节看过去,我们甚至可以管窥到劳动力性价比的日益提升,和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潜移默化的升级。

    一个人的命运

    25岁的陈真华是步步高集团的一名销售代表。6点钟下班后他并没有着急回到住处,而是在等待一个约会。他所等的那个同学加老乡最近荣升,两个人想凑在一起聊聊。

    陈效勤,也就是陈真华等的那个人,此时正骑着摩托穿过前面的街区缓缓驶来。6月下旬的广东已经有一股憋闷的热,但这里的气候和他的老家江西鹰潭的气候差不多,而且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6年,早就习惯了。1997年他从江西蓝天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计算机专业毕业,就和4个同学被分配进步步高集团,一干就是6年。从每月工资五、六百元的生产线工人干起,3个月后被调进办公室,半年后被升为内勤主管,在内勤主管的位置上干了3年,今年,他再次被擢升为步步高复读机生产部部长。这意味着他要管理1200名员工和繁复的生产线,处理相关的各类棘手问题。一想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同班同学陈真华就没有他那么幸运。陈真华和几十个同学被分配进伟易达公司,那也是一家颇具实力的上万人的制造企业。但是陈真华难以忍受在生产线上工作的枯燥和乏味,干了3个月就辞职了,然后又辗转回去读书,如今回到步步高重新从销售做起。

    107国道纵穿长安镇,从广深高速下来,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企业招牌便拥挤而热闹地映入眼帘,竟有一种一哄而上、熙熙攘攘的赶集味道。但赶集的不是人,是招牌,是招牌后大大小小的厂房,而人,大部分时间都隐蔽在厂房里。傍着107国道的厂子都是很早的一批了,新的厂房已经扩展到四面八方,厂房的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从长安公园的那座塔顶望下去,整个长安镇就是一座大工厂。你在这个“工厂”里晃,只看见车间的招牌和少许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小店,甚至很难找到一家书店。

    陈效勤前一阵子回到江西老家探亲,再回来就禁不住地对比:“这些年这里工厂增加了这么多,包括公路等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脚下的鞋子要想踩到一片泥巴都不容易了!”他轻叹,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脚上的皮鞋。

    是的,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想想吧,来自不算富裕甚至是很贫穷的村落,没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只需要花一笔不算太高的学费(每年3000~5000元),便可以在民办职业技术学校受到良好的技能培训。他们的期望值不高,不比那些名牌高校的学子们,所以他们肯拿几百元的薪水在生产一线上俯下身去,然后踏踏实实地往上走。企业显然对民办高校的毕业生们表示了一种欢迎的姿态,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素质,而且不会提太多的要求,身上没有惯常“天之骄子”身上的“骄娇之气”。这些年,陈效勤亲眼看到大批的人往这片土地上涌入,长安镇仅外来劳动力就有100万。以步步高为例,原来还需要到外面去招工,而如今,学校会领着大批大批的民办高职的毕业生们上门。他的母校江西蓝天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步步高就有200人,陈效勤每年都会接到母校的邀请前去招工。

    按照他的经验和对周遭企业的了解,他知道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大多喜欢从内部培养和选拔干部,很多人都是从生产一线一步步扎扎实实地提拔上来的,就像他自己。

    但这一两年,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种压力:以步步高的拳头产品复读机为例,他亲眼看到它们从当初的外形笨拙,功能也不齐全变成现在的精致小巧。公司开始在设计、制造、管理、营销、服务等全过程应用信息技术,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企业在迅速成长,即便是生产一线上的工人,也需要有高中学历;公司近两年来每年的培训费用就有几百万,处在各个岗位的人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6月28日,他又要到广州参加一次生产管理方面的培训,公司为此要付出2500元培训费。

    步步高集团是长安镇最好的公司之一,它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步步高大道。但因为远离大城市,以前招来的普通高校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不过近两年他们已经从名牌高校的毕业生中招聘了50人作为后备干部进行培养,人事部的王先生说:“这些人一年内不可能为企业创造任何价值,但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必须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象陈效勤这样的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则占据着“拉长”和“车间主任”这样的基层和中层管理岗位。

    与初来乍到时相比,陈效勤的薪水至少涨了10倍。但他明显地感觉到,近两年同一职位的工资一直未见增加:人越来越多,各个工种竞争会越来越厉害。企业的竞争也在加剧,利润也会越来越稀薄。

    一个学校的成长

    新余地偏。在很长一段时间,新余的出口只有一条320国道,幸好,现在还有一条浙赣铁路。从吉安到新余98公里,至少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路况时好时坏,尘土飞扬,颠得人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公共汽车大多破旧肮脏,不小心就会踩到脚下的麻袋,一碰一动,里面竟是土鸡之类的活物。

    早些年,山里安置了很多军工厂,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江西新余钢厂了。这家上万人的大厂是上海第七钢厂60年代迁移过来的。现在上海人几乎都已经走光了,钢厂的效益也大不如从前了。但终归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20年后,广东人杨名权在这个偏远的小城奇迹般地建立起一所万人规模的高校,几近奄奄一息的钢厂仍保持她没落贵族的尊严,拒绝通过各种形式与杨名权合作,主要是不愿意为杨名权的机械一体化和模具专业提供实习基地。个中原因,一是因为内心里对民办高校存有根深蒂固的轻视;二来,钢厂效益再差,也不缺杨名权付的租金那点钱。

    如今的身份是渝州科技职业学院校长的杨名权是1978年的高考落榜生,后来在中山大学进修过电子专业。1983年,一个老乡把杨名权介绍进了新余钢厂,做了一名负责仪表修理的合同工。

    这个不安分的合同工某天在新余的蓝天下仰起头东张西望时,发现住宅区的屋顶上高低参差、密密麻麻地停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蜻蜓”——两个翅膀,中间一个尖尖的东西。就像牛顿被熟透的苹果击中,他的头脑突然变得廓然朗清:那是电视机的天线。杨名权至今还记得,当年那些钢厂里的上海人是如何宝贝他们的电视。每次看完都要用漂亮的布把它们仔细地包裹起来。但再怎样宝贝,也是要坏的,而当时修理状况非常落后。于是,精明的杨名权决定放弃他的合同工,干一番新事业。

    他搭了个棚子,维修电视机。几个月下来,他看到家用电器维修需求迫切,就决定办个家电维修培训班。花20多元钱,到附近几个县贴了一些招生广告,效果显著,招了五、六十人,每人学费60元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杨名权在1986年就早早地成了万元户。

    杨名权时不时地往广东老家跑,嗅嗅空气中带着海水咸味的新鲜气息,随后再把这种气息带回小城新余。80年代后期,深圳的企业已经有了一些规模,杨名权就开始尝试把培训班的毕业生推荐到深圳去工作,成为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工人。当时珠三角的制造企业都是装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玩具、电动车什么的,于是杨名权开始转向,从电视机维修培训扩展到电子技术培训。进入90年代,杨名权的培训班一年可招5000~6000人,一次招好几百人,一般是学两三个月便草草送上前线。很快,杨名权就注意到深圳提出了“产业升级”,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他迅速意识到其办学水平也要随之升级。1992年杨名权开始申办民办高校,1993年,杨名权招收首届大专班学生,只开设了一个专业——电子工程与管理。这是一个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的专业,把两个各自为政的专业打破又重新捏合在一起,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我贴了一个简章,只招了两百人,因为我们不敢招太多,由原来培训班转向高等教育,这是一个跳跃,我们没有经验。”杨名权说,“但我了解深圳,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是深圳最急需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前两年学电子专业,最后一年有针对性地教授管理课程。”杨名权长着一副典型的粤地人的脸,但个子却是广东人里面难得的高,讲的普通话中夹杂着方言,说着说着情绪很容易就激昂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就像拿着一个高音喇叭在喊。他喊出来民办高校的三个环节:“招得来,输得出,稳得住。”

    “招得来”一直由杨名权亲手抓。对民办高校而言,招生一直让这些校长们头疼。早几年,他会打广告,这几年慢慢做大了,多少有了规模效应,便主要依赖在读学生回到家乡口耳相传、现身说法地带人过来,竟有一些类似传销的味道。每带来一个人,学生可以得到400元左右的劳务费。

    “稳得住”的关键在管理。民办高校的学生流失率很高,有些学生学上两年,就急着出去打工了。现在渝工聘任了一批从国家普通高校退休的老教授来管理教学,副院长罗光华此前曾是南昌航空学院副院长。同时在培养模式上也灵活地划出了几种道道:可以“严进严出”,也可以“宽进严出”,还可以 “宽进宽出”。学制也尽可能灵活,寒暑假自由控制,如“宽进严出”的社会学历生院学制2年,按国家规定完成1800个学时,25门课程,渝工授课甚至达到2300个学时,但他们可能会在正月初五开学,暑假照常上课,因为企业可能需要这批学生11月份就上岗。

    “输得出”也有名堂。渝工从不跟职业介绍所打交道,而是建立自己的人才中心。职业介绍所的做法让学生感到不舒服,感觉自己“像猪崽一样被卖了出去”。人才中心在东莞长安镇、上海昆山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办事处,联络企业,看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开展定单教育;他们还会经常邀请一些企业管理者到学校参观。这些来自贫苦农村的孩子们对就业的期望值并不高,一般毕业分配后每月能拿到800~1500元的工资,就很满足了。学校保证100%推荐就业,自然是不论工作好坏。

    一个企业的理想

    沙井镇是深圳地区最富裕的一个小城市。在逐渐浅淡的天光中,沙井一派生活气息浓郁的姿态。长安与之相比,倒更像一个刚窜了功名的新贵,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通往万丰第三工业区有一条很宽阔的马路,在两条路的交接点上有一家厂房入夜仍灯火通明,近处可听到柔和间或刺耳的机器声和打磨声。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改造成的宽敞的厂房,院落里堆满了包装箱和各种零散的设备。

    一层被志豪饰品厂占据。志豪的厂房有1390平方米,400多名员工,2001年靠头花、胸针这类的小饰品,营业额竟达5000万元,利润率更高达20%~30%。志豪生产的饰品的款式设计来自意大利,产品主要外销,库房中堆放的包装箱上清晰地印着当下这批货物的终点:“NewYork”。这些小而缤纷的饰品的成本只有0.5元人民币左右,在市场上则要卖到2美元。

    这家公司是邹如飞2000年的时候创建的。1992年,21岁的邹如飞只身来到深圳,先在电子行业干了5年,后又到一家台湾模具公司干了3年。第三年,他已被擢升为总经理,在他决定离开的时候,那家公司以月薪12000元港币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因为他要创办自己的公司,一家研发、生产、营销一条龙的企业。

    邹如飞是那种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人。说话语速很快,行走如风,做事干脆,易于沟通。他知道要想创办自己的企业,需要坚决掌握技术,而制造技术的关键是模具。

    邹如飞投在模具上的钱已有几百万。因为每推出一个新的款式都需要开发一个新的模具。有邹如飞这样野心的企业家在珠三角地区很多,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出自己的品牌,拥有自主开发能力,否则就只能跟在台资企业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小打小闹。因此,邹如飞对人才的需求有相当的代表性。对邹如飞而言,当前最缺的是以模具师傅为代表的人才,还有就是基层管理人员,也就是生产线上的“拉长”,有的也称为主管。另外,由于邹如飞主要做的是出口贸易,所以他还希望招收一些外语人才。

    前一阵子,邹如飞从渝州科技职业学院和蓝天职业技术学院招了一些毕业生,他很愿意招这些刚从职业高校出来的学生。熟练的一线工人总是沉不住气,喜欢跳来跳去,很多人做三个月就会离开,尽管很多企业都大同小异,相同行业和层次的人员薪水几乎相差无几。而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不同了,他们刚来不懂的东西很多,环境不熟悉,很多人至少会踏下心来干上个一、两年,这个阶段就可以把一些人培养成技术骨干或基层管理人员。

    像邹如飞这样野心勃勃的“将军”们当然需要一批有技能,有干劲,有忠诚度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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