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温州

    时间:2003-11-05 来源: 作者:叶丽雅 我要评论() 字号:T | T

  • 今年10月11日,温州街头激荡着一种不同以往的气氛。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把头伸到车窗外,兴奋地说:“我还是头一次在街上看见这么多温州人往一个方向走!”

    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85位温州侨领、1000多名工商界人士以及全球各地温州商会的会长们,怀揣着温州市政府发给他们的邀请函和机票,一起赶赴一个属于温州人的约会——“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很少有大规模商业会议举行的温州,因为迎接这么多来自全球和全国各地的商人,整个城市的气息都发生了变化。

    在刚刚落成的温州市人民大会堂里,1500余位受邀嘉宾几乎无一缺席。美特斯邦威公司董事长周成建为了参加下午举行的“温州服装走向世界战略研讨会”,特地花10万元包了一架飞机赶回了温州。

    “温州有200多万商人、企业家和教育家分布在海内外,‘温州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大的特有优势。”温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笑华一语道破了天机——温州市政府耗费3000万元巨资策划这次空前的“世界温州人大会”,是希望藉此联络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温州精英,吸引更多的外地和海外投资。

    但是,这一天集中在温州的1000多名商人,心中思考的却更多的是如何“告别” 温州,寻找企业更光明的未来。

    “跑题”的盛会

    温州曾经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一杆红旗,温州市政府一直津津乐道这段历史。温州人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力,目前在国内依旧无人能敌。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一个温州县级的投资考察团,都能得到对方省会城市级别的热情接待。

    2003年,温州在外人口有160多万,在全国创办了3万多家企业,个体工商户37万,总资产超亿元的企业有近50家,在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收入1600亿元。这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建造了一个温州。世界各地也有50多万温州人的身影,他们已经建立了近40万个营销网点。

    从温州人的个体外迁到温州资本外迁,进而是温州企业外迁,这种演变让温州人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却也让温州的政府感到越来越尴尬和紧张。连年的大搬迁使得温州本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急速下降。2003年上半年温州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8%,工业总产值增长18.5%,在浙江省11个城市中竟然处于倒数第一的窘境。此前温州经济一直以快速超前的形象出现,无论是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工业总产值增长,在浙江省从来都名列前茅。

    温州市前市长钱兴中曾表示:“地方政府不怕外流,因为流出去的是人员、商品,带回来的是信息、技术和订单,根还在温州。”但上述数据让现任的温州市政府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动用“绝活”——调动全球温州人的爱乡热情,共同为温州发展献策献力,“变温州人经济为温州经济”。

    “温州人大会”的召开非常顺利,温州商人们也很捧场。但让政府感到有些郁闷的是,在几乎所有的研讨会会场上,除了政府官员的发言围绕着“投资温州”,嘉宾和听众都用铿锵顿挫的温州乡音探讨着“告别” 温州的话题。

    随着全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温州逐渐失去了制度优势。很多企业经过多年的自由发展,相继陷入了1亿元、10亿元的成长瓶颈。一些温州商人明显感觉,自己现在所做的还是在重复过去。温州鞋业企业奥康集团的几位高层曾专程到娃哈哈等企业“取经”,就是想看看外边的企业是如何突破发展瓶颈的。

    “温州企业出路在哪里”成了“温州商人大聚会”上讨论的焦点。显然,“到温州之外去发展”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温州人历来是“恋乡不守土”,早就把脚步迈向了外地和海外。最终,一大批来自海外的温州商人和几位年轻的学者把话题引向了“告别温州人的思维方式”上。

    “如果30年之后,温州人还要用自己的钱,靠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来办企业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失败。”台湾《商业周刊》总裁金维纯谈到温州商人喜欢扎堆但不喜欢合作,多年来一直停留在重复创业的低水平上时激动地说,“我们温州人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对企业的认识要放高一点。”

    金维纯的父亲是温州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温州人的身份站在讲演台上。他直率地说:“今天温州商人对于商业的认识已经落后了很多,如果我们还把思维封闭在过去的温州模式,带来的必然是温州的没落。”

    玻璃围墙之困

    刚刚赢了反倾销官司的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老板周大虎在这次“温州人大会”上过得并不怎么顺心。私下聚会的时候,来自学者、媒体、“海龟”们的无数对大虎打火机未来的讨论,搞得他真有点烦。

    通过垂直分工、降低成本,大虎已经把打火机这个行当做到了极致。从1987年温州人做出第一只打火机开始,温州打火机年产量如今已达到5.5亿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还有温州桥头镇生产的纽扣,已占全国市场的93%;温州的徽章、商标占全国市场的89%;温州的剃须刀、锁具和眼镜分别占了全国的60%、65%和80%。但是,所有这些“大王”中,规模最大的也只有1亿元左右的产值。

    “这难道就是大部分温州企业的未来吗?”“难道不能从小产品成长出真正的大企业吗?”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只想把自己这摊业务做好的周大虎坦言:“不愿意去想,想也想不清楚。”

    “早年创业的温州企业主整体受教育水平都很低,大部分小学都没有毕业,迫于生计不得不办厂为生,他们也只能挑选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容易仿制的低端行业。”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无奈地表示,“他们自身的知识和视野局限,也使这批企业即使到现在也无法跳出原来的框架,从质上提高层次。”

    这当然不能说是温州商人的过错,实际上,他们从来不忌讳谈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但是,温州商人还有一些缺陷是渗透在整个温州的商业文化中,很难被克服的。这些缺陷往往并没有被温州的老板们所认识。

    无论是早年还是现在,温州人都喜欢扎堆群居。大部分公司成立之初都选择与亲戚朋友一起合资。可一旦合资合股,纷争也就出来了,就像早年的正泰和德力西、奥康和红蜻蜓,基本上是“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

    1995年温州联丰皮塑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还颇受业内关注,500万美元的总投资以及引进的两条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比起身边那些三五万元就起家的企业,可以说是“出身豪门”。运营一年后,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当年产值就达到了1.2亿元。但这批一起创业的老板们似乎也没有多大野心。直到2000年,浙江嘉兴一带的市场发展渐渐成了气候,他们开始觉得有必要在那儿再投资一个工厂,照顾一下在当地已经有6000万元左右的市场。新厂建好之后,两个最大的股东就决定分家。

    “两个企业分别落在温州和嘉兴平湖,当然是一人一边啦。”多年来,两位大老板难得异口同声地表露同一个想法。

    当时温州周边的市场更大,而且无论是客户、供应商等都是熟面孔,两位大股东都想留在温州。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决定彼此的未来——“抓阄”。这在他们看来比所有其他方法都公平。

    抓阄当天他们带上了公证人和律师,当场把结果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就这样,一个企业稀里哗啦变成了两个,一个刚刚开始走向更大市场的企业也变成了两个“各吃窝边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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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两个公司折价入股、成立集团公司来共同发展等等念头,从来没有在老板们的头脑中出现过。“我们谁也不愿意被别人骑在自己头上,分家比较清爽。”现任嘉兴联丰双龙皮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笃聪坦白地说,“而且,每年1亿多元的产值,赚的钱绰绰有余,在温州也算可以了,何必再这么辛苦成立什么集团公司什么的,搞得那么复杂呢?”

    温州人会赚钱、爱赚钱,归根结底是幼年的贫穷迫使大家纷纷出来自力更生。有了这么多钱,在温州人的群落里也算是出人头地了,由追求财富这个原始欲望产生的商业激情自然也就渐渐淡薄了。

    温州民营经济异常发达,排名在前的几家民营企业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在全国民营企业中绝对是响当当的。但到目前为止温州民企中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甚至想上市的也只有正泰一家。虽然这群老板们几乎都曾经被投资银行费尽心机鼓动着跟风做过上市辅导,但真正说起上市,真没有多少人响应。“我们的现金流永远都是正的,没什么必要巴巴地跑去上市。上市其他的好处,我看现在也用不着呀。”这句异口同声的回答,让国内外多少投资银行和券商眼睁睁看着一块肥肉却咬不动,气得背地里骂娘。

    在温州商人的潜意识中,企业的灵活和不透明,就是自己赚钱的重要原因,他们并不愿意为了企业的发展来赚更多自己享受不完的钱,更何况还要改变原有的企业制度和自己的思维方式。一位温州的学者甚至说:“多年来,温州商人对企业的认识,对商业的认识并没有进步。温州商人和温州企业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极度不协调。”

    当温州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强大的时候,传统的“靠自身滚动发展”的经营方式多少显得有些落后。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就绝少看到温州企业的影子。实际上,几年前德力西等温州企业也试图整编过国有资产。但是面对另外一个企业,温州企业制度的不健全、缺失的企业文化,让这些温州老板们体验到了“消化不良”的痛苦。这几乎成了温州企业惧怕收购兼并的病根。多年来,运用资本手段的扩张方式一直不是温州企业的首选。

    温州的海外商会代表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世界上走到哪里,温州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圈子。”实际上,很多温州商人甚至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圈子和不曾随地域改变的语境中做生意的。这种在精神维度上存在的围墙,已经到了必须被打破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孩子

    “企业是一只让企业家身不由己的宠物,一旦成长壮大,企业家们就只能顺着它的成长轨迹来管理它,而无法把握它的走向了。”面对企业发展的瓶颈,精明的企业家只会也只能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和资源。

    温州的老板满街都是,但真正能够看到这一点,最终在现实中和精神上“走出温州”的企业却注定不会太多。不过,这样的企业今天已经出现了。

    温州第一家通过合资“借船出海”的企业——夏梦服饰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上是个热门话题。夏梦服饰是陈孝祥、陈孝永、陈孝平三兄弟在1991年创办的生产高档男士西服的企业。虽然不常在广告时段露脸,但根据温州商界“同行认为好才是真正好”的不成文规定,夏梦当属业内公认的第一块牌子。

    两年半前,夏梦下决心摆脱家族企业的模式,和世界著名男士服装品牌杰尼亚合资。这被看作是“告别温州”的正面典型,但夏梦总裁陈孝祥说:“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时我们曾经多么忐忑和矛盾。”

    陈孝祥并不讳言自己多年来日夜奔忙经营企业,根本不是为了自己。“当初守着家族企业的观念,就是希望把企业做好,以后留给自己的爱女,连企业都用了女儿的名字——夏梦。”

    然而随着夏梦服饰的日渐发展,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上,企业开始身不由己地逐步走向“国际化”。2002年3月夏梦邀请“007”的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和巩俐担任其西服品牌“夏蒙”的品牌形象代言人,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夏梦走向国际高端品牌才可以获得更大发展的战略因此而更加明晰。但陈孝祥也越来越觉得企业成长和自身素质的“剪刀差”拉大了。

    做服装出身、对英语和西方文化毫无感觉的三兄弟,已经很难再超越他们现在的成就,无法在产品设计和销售上有什么突破了。其次,陈孝祥很清楚企业需要更加现代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突破已经盘恒数年的年收入2亿元的极限。陈孝祥开始考虑以合资方式来补充新鲜血液。

    不过,陈孝祥还是犹豫了好久:不合资吧,企业只能原地踏步,也就没了希望;合资吧,企业再也不是自己家的了,今后拿什么留给女儿呢?最后,夏梦还是与意大利男装品牌杰尼亚合资成立了夏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2003年5月签约,双方各占50%的股份。9月,合资公司正式启动,陈孝祥做了合资公司董事长,他坚持让外方做CEO。

    温州人对“董”(董事长)还是“总”(总裁)其实非常在意,因为按照温州人的看法,当了董事长几乎就是失去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但陈孝祥称:“我就是需要先进的外方帮我打点企业。”

    吉尔多·杰尼亚和保罗·杰尼亚兄弟的杰尼亚集团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意大利家族企业,也是享有全球声誉的纺织服装巨头。对于杰尼亚来说,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合资企业,这还是第一次。夏梦有了这个强有力的伙伴,未来自然更加光明。不过,就在和杰尼亚签下协议的当天,陈孝祥为自己的决定高兴和自豪之余,还是忍不住跑去买了一套房子记在女儿的名下。“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女儿似的。”陈孝祥说。

    合资公司终于有了不一样的新面貌:新公司CEO,杰尼亚集团高级经理托斯克一上任,便要求公司上至各部门经理下至扫地女工,人人缴齐社会保险,100%纳税。一开局就让陈孝祥看到国际企业处处严谨、按规则办事的作风。

    新总裁上任后,夏梦原先的一些不适应新管理方式的行政部门人员离开原岗位,市场总监和财务总监重新招聘,许多有5年以上外贸工作丰富经验的人才加盟。英语六级甚至八级成为新进员工的敲门砖。

    这对一直处于低水平竞争的温州服装业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在“世界温州人大会”论坛上,美中时装协会会长许权荣谈到温州服装为什么不能打进美国时就表示:“这在以前是配额问题,现在则是低层次竞争问题。而且美国的订单要求非常多,你们自己看就像看天书一样!”

    “人才是实践造就的,合资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培养与锻炼人才从而提高自我的最佳机遇。和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合资合作,是使自己的企业和产品较快较早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条有效通道。”陈孝祥一再表示,和杰尼亚两年多时间的谈判以及近期的合作,让他学到了很多,“即使读五年MBA,也可能比不上我从这次谈判学到的。”

    现在是否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陈孝祥沉默了许久,“夏梦服饰这个企业,也是我的孩子啊。”他最后幽幽地说。

    走出去和退回来

    今天从地理上走出温州的企业不计其数,但是绝大部分企业即使在温州之外,也依旧摆脱不了温州的印记。他们用温州的思维来思考,用温州的语言来表达,用温州的习惯来做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众多的温州老板们仍然被每天的工作牵绊着,看不到尽头。“这企业不是人做的,自己做累死,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将来孩子有了知识,为官为吏作职员,做什么都不要做企业。”一位拥有数亿资产的温州老板如是说。每天累死累活,享受不了生活,看不到企业发展的未来,每一条都让他感到灰心。

    企业发展肯定不能只靠老板一个人,对那些已经走出温州的企业来说,他们其实已经摆脱了“温州庙小,请不来大和尚”的制约,但他们是不是看到并愿意接受这个机会为企业和自己所带来的种种改变,就因人而异了。

    1999年,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之一的天正集团徘徊在3亿元上下的销售额已经许久了。天正集团总裁高天乐左思右想,制订了一个三步走计划:在温州建立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在上海建立研发基地,在美国建立企业窗口。今天的高天乐高兴地看到,在这三步之中,进入上海是天正获得突破最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不仅是让天正走出了温州,而且给整个天正和他本人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洗脑”,同时也让天正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人才资源。

    当年天正与上海南汇区政府签订协议,投资1.5亿元,在康桥外环线之内圈了100多亩地,破土建设新厂区。厂区刚开始筹建时,高天乐头脑里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未来康桥厂区具体要承载些什么。他只是想着要把高新科技、高成长的部分落户在这里,因为上海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各地的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工作。

    一直就缺乏合用的研发、管理人才的高天乐在《新民晚报》上打出招聘董事长秘书的广告,结果前来应聘的人当中有博士头衔的就有40多人,有MBA学位的更多。高天乐吓了一跳。因为在温州,根据最近一次对当地企业中86400多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他们中初中文化占到49.06%,大学本科学历的仅占到2.8%。人才在温州简直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于是乎,天正一下就招募了10多位博士、博士后,还有40多位硕士和MBA。

    “不过,刚刚到上海还真不习惯。”高天乐笑着说。人们到这儿来工作,首先要把工资谈好,双休日不工作、加班付双薪、福利四金要保证,还要签合同。“在温州哪里有这样的事啊,要来就来了,甚至还主动提出先干活,我们觉得他值多少再定薪水。”

    这样一来,员工成本比温州高出数倍,但高天乐觉得值:“有规矩,这才是大城市的气度,也是一个大企业的资本。”温州商业圈内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教师出身的高天乐是其中之一。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有机会看到、理解并实施了他来上海之后的第一个变革——人才聘用制度规范化。

    但上海的环境还是让他感到有些许危机感,新招募的这批硕士博士们也让他感觉到有些压力,同时他在上海也缺乏“本地优势”。2001年,他报名参加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班。

    不想,同班的两位挚友竟成了他现在的左右手。曾是他们年级里最优秀学生的何捷现在正在打理天正投资有限公司,他在南京投资的水产市场已经获得了20%的高利润,而且因为市场搬迁又意外地赚了一笔,充实了天正的现金流。而康桥的上海天正明日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则由国电南自(600268)的前任总经理程传玲执掌,现在它已经成为天正集团内增长最快的一部分,2002年一投产,销量就达到1000万元,2003年猛增到4500万元,“今年已经能够赢利了”。

    尝到甜头的天正又一举引进了28名MBA,还继续把5位企业高层送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造,另有2人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还准备安排人到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学习。2003年4月底,天正与复旦大学联手举办的“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已经开课,天正总部的50位中层干部将接受为期一年的MBA课程学习。“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很难,最快捷的方式无非是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人这么建议。而高天乐也找到了一种与下属彼此沟通的语言——MBA语言。高天乐还打算在上海建立一所职工培训大学,对条件好的员工进行继续教育。

    “这是民营企业的‘换血’,是利用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素质来提升企业人才结构层次。究竟这种变革是激进好还是渐进好,最终要靠市场来检验。但对温州民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迈出了这一步。”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显然非常赞赏高天乐的决定。

    今天的中国天正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成长为一家以生产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设备、仪器仪表、电力变压器、防爆电器为主导产品的全国性企业集团,拥有全资和控股生产型企业6家,成员企业40多家,560多家协作单位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600多个销售子公司和5个海外贸易机构,总资产达12亿元。

    一步步走到现在,大上海就像天正变革的催化剂。短短5年间,人才、机遇、规模一下子全都具备了,天正集团的格局也逐渐开朗明晰,当初在3亿元门坎徘徊的苦闷也已经不复存在。“2002年,我们的产值达到46亿元,其中电气主业占到80%。但如果当初没有走出温州,没有走出温州带来的‘洗脑’,情况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天正已经从温州彻底地走出去了,但现在的高天乐每月都会有一半时间呆在温州陪父母和孩子。“企业走出去了,自己退回来了;思想走出去了,身体退回来了。”高天乐笑着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实际上,告别自己过去那种“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生活,是高天乐和他的天正“走出温州”带来的最大收获。而对此泰然受之,也是他思维方式上最大的转变。

    多年来,温州商人对企业的认识,对商业的认识并没有进步。温州商人和温州企业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极度不协调

    从商人到企业家

    温州地处沿海,历来被称为海滨城市,但它周围却是三面环山,除了餐桌上的海鲜,在温州城里丝毫都嗅不到海的气息。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精明的温州商人的圈子和思维在开放的同时,也奇怪地拥有封闭的另一面。这种封闭让温州商人曾经在商业上的领先优势,正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以及更先进的商业理念的进入而日渐落伍。

    温州商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普遍的反应是在子女教育上一掷千金。温州已是全中国留学生比率最高的城市。“赢过,知道长处;输过,知道短处。自己栽倒过的地方决不能再让孩子们重走。” 这群草根老板们把希望放在了第二代身上。

    也有一批正在从商人成长为企业家的群体,艰难地与固有思维展开了搏斗。他们的潜意识中虽然抛不开家族的概念,抛不开对企业的控制欲,抛不开经验主义和务实逐利,但是企业成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正在让他们对企业、对管理、对知识的认识层次主动或被动地获得大幅提升。这是温州商人在市场经济中先行一步带来的一种“利息”,而这也最终会促使他们去告别温州原有的已经不适应企业发展层次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思维。

    或许,思维方式的“告别” 温州,是温州商人从商人变成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的一条必然路径,也是推动温州某些企业最终得以由小到大,甚至推动整个温州产业层次由低往高的最大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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