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给胡适定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左派势力争夺青年。这一点可是没有冤枉胡适，他经常写文章或者发表演讲贩卖他那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当然，大多数左派青年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上胡适的当。但也有部分青年中了胡适的毒。这些中毒的人文理科的都有，理工科的比如陈之藩、孙观汉、吴健雄，文科的比如周祖谟、罗尔纲、张中行。这里我要说的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谷春帆。

谷春帆（1900~1979），江苏吴县人，1918年从圣芳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邮局做见习邮务员，同时开始自学经济学。后长期在各地邮政局任职，也一直没有放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1947年任邮政总局副局长兼储金汇业局局长。1949年后任华东邮政总局储汇处处长、邮电部副部长、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著作有《银价变迁与中国》、《中国工业化通论》等。谷春帆的经济学成就完全靠自学取得，他关注的领域是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闹腾得最激烈、胡适被左派青年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胡适收到谷春帆一封来信和寄赠的三本经济学著作。谷春帆在信中提到，几年前他偶读《独立评论》上胡适的一篇文章，提到青年要保持问题意识，要自己寻找问题来进行研究，“职业与所学，古今多不相侔，贵在于职业外自寻问题研究。”他读胡适该文后“极有感动”，从此在工作之余，更加专心于经济学的研究，短短几年，取得了一点成绩。因此他专门写信给胡适，对胡适“训迪青年”的作用表示感谢。

当时，冀东殷汝耕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好友丁文江在湖南危在旦夕，北平城内的学生不识大体盲目行动，上述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胡适的心情极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谷春帆的来信使得胡适稍感快慰。当晚他给谷春帆写了一封回信，“天下果无白费的努力；言出于此，而影响及于千里之外；有意栽花，决无不发，而无心插柳，亦可成荫。”几天后，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胡适更进一步说道：“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

胡适向青年兜售的毒品其实很简单。他无非希望青年在改造社会、服务社会之前先把自己锻炼成器。“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是胡适最爱引用的易卜生的话。所谓“锻炼成器”，在胡适心目中有三个标准：有问题意识，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对人生有信心，乐观向上。这其实也就是胡适自己经常说的“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问题丹”是说，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做伴，经常想想这些问题。“兴趣散”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爱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信心汤”是说，人总得有一点信心，相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功夫”，没有一点儿努力是没有结果的。

上述说教看似简单，但真正做起来不容易，要坚持下去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在左派青年看来，这些反动说教试图把自己拖离革命阵营，实在是用心险恶。

好在还有一个谷春帆，他真信了胡适的话，并且照着做了。

谷春帆晚年虽身居高位，心情却未必舒畅。他不再讨论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而是埋头撰写《中国古代史》。1978年，他终于完成初稿，不禁吟出一首“清平乐”：英雄千古，一卷残编里。五噫四愁谁答理，各有难言心意。出门独立平沙，斜阳枯树寒鸦。转眼余晖收尽，茫茫盘古天涯。这是胡适的“兴趣散”在起作用，看来他中胡适的毒不浅。